一口气不觉已写了近七十万字，在一月分的最后一天，第三卷终于画上了句号。我开始要面对本书的重心-第四卷的写作了，我不由长嘘一口气，想好好停停笔，开始考虑第四卷的铺陈。其实我写此书的本意，早在动笔之前就已明了，我要写一个大同社会的建立和时代局限之间的冲突，前三卷只是一个铺垫，如同正式比赛前的热身和评论，不料一发不可收拾，写了近七十万字，在写的过程中，边想边写，慢慢地情节开始丰满起来，笔法也老练了很多，我不想虎头蛇尾，更不想开篇平淡，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时，开篇竟用了半年的时间考虑，最后精诚所致，突发灵感而得。
回头再看我写的前面几卷，感觉到第一卷似乎不太满意，有点牵强和累赘甚至跑题，打算重新修改，然后再开始动笔写第四卷，可看了半天，却一章也舍不得删，毕竟都是自己的心血凝成，当然我要考虑读者的意见，毕竟旁观者清，如果有一半的读者认可第一卷，那我就准备在情节或文笔上进行一些补充和丰满。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卷七十章其实也可算作一本完整的小说，或许可以在结构上和后面分开就会好得多，比如第一部：《少年李月》。第三卷和第三卷也可以并成一部，第四卷单独成为一部，再在部的下面分卷、章，当然这只是一个想法，能不能做到也不知道。
另一个要说的便是李月将要建立的制度。
在我看来西方的“三权分离”制确实是人类最优秀的一种政治制度之一，但它不是唯一的，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适应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要和它的文化匹配，之所以三权分离制度不适合中国，根本原因是中国没有西方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逐渐形成的理性、平等、自由这种早已深入人心的思想和观念。或许有人会说，那日本和韩国为什么能有民主和自由，它们和中国的文化一脉相承，但事实上无论是日本或者韩国都只是形似而神不似，先不提韩国，这个国家太简单，仿佛就象一个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想吃点什么、做点什么，自己就可以决定不用考虑他人，和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再说日本，是美国在东亚的民主实验基地，民众是获得了选举权，但实质上却并没有改变自民党一家独大的局面，也没有美国两党对立的情形，所谓政权更迭，也无非是一种派系斗争的结果，在其社会中，等级观念、封建意识更是远远的超过了今天的中国，不过是有钱罢了。
但在我国的历史上却真的有过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那就是在大唐全盛之时，我们国家的三省六部制和均田制，无论从人民的安居、社会的和谐、文化的昌盛、百官的清廉、政府的勤政、百姓的富足，都是今天不能望其背颈的，当然人口与资源的比例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真正的原因是大唐，不！应该是从隋朝起，统治阶级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政治道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三省六部制，所以我个人一直认为：隋文帝才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其次才是唐太宗和武则天。
中晚唐以后，均田制的被破坏开始导致了政治上的逐渐破产，安史之乱只是大唐的一个转折点，它并没有破坏大唐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关键是藩镇割据，各个节度使和地方豪强勾结、或联姻或结盟，成为利益一体，开始无视大唐的律法，默许大规模土地兼并，最终导致均田制的名存实亡，也最终导致大唐的衰落和灭亡，此后的中国就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振兴过。
历史的发展有很多偶然性，比如安禄山曾差点病死，否则就没有他后来造反一事，但偶然的事件又是必然会发生的，萧隐士就对李月说过，没有安禄山，也会出现张禄山、王禄山。大唐再强大、繁盛，归根到底，它还是没有改变封建社会的实质，民众的幸福往往都由君主来决定，大唐有幸，先后连续出现了太宗、则天、玄宗这样的明君，有明君就有能臣，有能臣就有干吏，这是百姓之福，但也是历史的悲哀。
在一个没有相应经济基础的封建社会里，是不可能出现今天‘三权分离’的政治制度的，明白了这一点，我的思想就跃出纸面了，我要在第四卷里，在江南一地重新恢复大唐初期的均田制和相应的政治制度，再用我的思想进行一些曾经是历史遗憾的改造，让它形成一个几乎完美的大同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来建立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然后便是与时代局限的冲突，最终慢慢失败，失败并不是悲剧，它给人留下的更多是对今天的思考。
随便给大家透露一点，我写李月出使回纥，固然是出于李豫政治上的一个策略，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要在第四卷要引入摩尼教，出使回纥便是一个重要的伏笔。
不再说了，总之要慢慢的想、慢慢的写，写出思想、写出收获，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读者。